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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上午，“蘇數引領 價值綻放”數據價值化創新發展大會在南京國際展覽中心舉行。國家數研院副院長姜江受邀出席，就“數據交易機構創新發展”作主題演講。
姜江指出，數據交易機構的類型十分豐富，運行情況可以從數據交易量、數據提供商數量、數據來源渠道、數據產品類別和數量以及品類、數據產品交易活躍度、數據買方數量及客戶滿意度、口碑等多方面指標評價。推動數據交易機構繁榮，要遵循數據要素演進發展的客觀規律，有力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協同共進，允許數據交易機構在合理試錯范圍內大膽創新、積極探索，要聯合多方共同參與數據交易機構的建設與治理。
大會由江蘇省數據集團主辦、江蘇省數據交易所承辦，江蘇省政府、省直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南京市政府及玄武區、建鄴區政府有關領導出席會議，央國企、核心數商、高校院所等近450家單位約700名代表參加會議。
下午，姜江一行實地調研江蘇國際數據港、玄武大模型工廠等，與玄武區政府、徐莊高新區、區數據局、區高新集團等有關負責同志進行深入交流。國家數研院數據要素研究部、數字科技和基礎設施研究部相關同志參加調研。
主題發言全文：
數據交易機構創新發展
我分享的題目是《數據交易機構創新發展》，主要談兩個問題、五點認識。
第一個問題，什么是數據交易機構？或者說，運行得好的數據交易機構，應該具備什么標志、什么特征？這說到底，就是我們對一個理想的數據交易平臺的認識。根據國家數據局發布的名詞解釋，“數據交易機構，是指為數據供方、需方提供數據交易服務的專業機構。”從國內外發展實踐看，數據交易機構的類型十分豐富，可以是政府主導型的數據交易所，比如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也可以是大型數據交易平臺，最典型的是成立于2018年、注冊地在德國柏林的Datarade Marketplace，全球最大的外部數據市場；還可以是平臺企業，比如2012年注冊地在愛爾蘭的Eagle Alpha，與黑石集團、施羅德集團等投資公司合作，數據賣家企業過千，還有類似于IBM、亞馬遜、谷歌、甲骨文等公司的數據交易平臺等。
可以看出，好的數據交易機構的核心評價指標有幾個，包括數據交易量、數據提供商數量、數據來源渠道、數據產品類別和數量以及品類、數據產品交易活躍度、數據買方數量及客戶滿意度、口碑等。比如Datarade，數據交易量這類數據并不公開，這類平臺的運營者、投資方，也不會對平臺發展目標規劃必須達到交易額突破多少等。它之所以被稱為全球最大的外部數據市場，是因為，它與全球2000多家數據提供商合作；上架的數據產品涵蓋600多個類別，涵蓋多種類型數據集，可以方便用戶比較不同供應商價格、數據質量；很多企業都表示，在這個平臺上，可以幫助他們“做出更明智的決策”。再比如Avocadata，不僅擁有幾千家數據提供商和豐富的數據產品線，更吸引了谷歌、波士頓咨詢、百事可樂這些行業巨頭作為用戶。可見，我們理想中的數據交易機構，是由這些指標來衡量的，不是單純的交易量。這是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和第一點認識。
那么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促進理想的數據交易機構成形、發展、繁榮？對此，我談四點粗淺的認識。首先，要遵循數據要素演進發展的客觀規律，數據交易機構的演進發展乃至成熟繁榮，必然是一個相對中長周期才能完成的過程。我們已經意識到，數據是和土地、資本、勞動力并列的生產要素。縱觀土地交易機構、證券交易所、勞動力交易市場、技術交易機構等這些典型生產要素流通交易機構的發展歷程，無一不都是經歷了幾十年的演進發展，期間，伴隨著生產要素基礎制度的不斷完善、修正、改革交織演進，時有掣肘，也相互促進。
比如土地這一傳統生產要素，其使用權的交易制度及相應的交易場所、機構逐步制度化，并形成今天這種結合不同土地用途——即農用地、建設用地、未利用地等——進行分類管理的模式，正是經歷了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近30年土地改革運動的醞釀，再到1986年正式制定《土地管理法》、1999年修訂實施，20余年的不斷修正完善，才基本正式確立了當前實施的這種不同類型土地使用權的流通交易辦法。那么，數據作為一個新型生產要素，有關產權、生產、流通交易、安全等基礎制度仍在完善過程中，底層技術也在快速更新迭代的過程，決定了有關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的交易機構完善發展也必然是一個相對中長周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有決心，更要有耐心。
第二點認識，即數據交易機構的演進發展，必然是有一個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協同共進的過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促進數據交易機構發展的過程中，至少應該在三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監管邊界的持續明晰和監管實施。比如，要通過條例、法律、規章等，明確數據交易機構運行必須遵守的法律法規底線，甚至要明確要求，數據交易機構應該具備審查供數方數據來源合規性、確保交易過程隱私泄露或者公共安全風險規避等能力。二是數據基礎制度的同步完善、迭代、更新。比如，數據資產定價、數據產權登記、公共數據運營等基礎制度不完善甚至缺失，一定會掣肘數據交易機構的發展。三是發揮統籌協同的作用。可以考慮通過研究、制訂國家層面的數據交易機構發展規劃，對數據交易機構階段性目標、類型建議和分布、誰來運行、底線邊界是什么等問題，進行合理規劃。
與此同時，還要看到數據交易機構本質，就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數據交易市場，那么，就要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數據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數據交易機構的使命，就是要通過數據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決定數據資源的配置，最大程度提高數據資源配置效率。比如前面說的Datarade Marketplace，就是目前全球公認的最容易找到合適數據產品供給的便捷平臺。再比如亞馬遜、IBM、谷歌、甲骨文等企業的專業化數據平臺等，都是利用核心技術優勢和數據資源，確保數據產品提供方和需求方能夠在自己搭建的平臺上實現最高效、精準的匹配和可持續的后續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有效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發揮并不妨礙有為政府共同推動數據交易機構發展，結合前面說的數據交易機構發展的相對中長周期特性，政府在數據交易機構發展初期，給予的各種引導、支持，也是合理并必要的，但是政策退出機制要明確，政策干預的最終目標，一定是讓數據交易機構天生具備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能夠發揮出來。
第三點認識，數據交易機構日臻完善的過程，一定伴隨著創新、試錯、再創新、再失敗循環交替并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演進軌跡。其中，可能出現很多問題甚至導致機構建設停滯不前的情況。比如，同類機構的同質競爭或者各個機構提供的數據產品服務類型單一；數據交易機構運行過程中過度依賴政府、有效市場作用發揮不夠；監管不到位導致的數據流通交易不合規甚至觸碰安全底線；數據基礎制度“缺位”導致的形形色色的“流沙上的交易”；區域機構壟斷導致的地方割裂甚至影響全國數據市場一體化進程等等。
對此，要秉承包容審慎、底線監管、科技向善、鼓勵創新的監管理念，允許數據交易機構在合理試錯范圍內大膽創新、積極探索。我們也很欣喜的看到，各地方也在積極改革，大膽嘗試，充分發揮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作用推動數據交易機構創新發展。例如，江蘇省統籌整合省內原有市級數據交易機構，設立省數據所，以區域整體布局戰略減少同質化、碎片化競爭，并在政策法規推動公共數據資源入場交易方面做出開拓性嘗試，成績令各界拭目以待。北京數交所推出“數據專區”，與大型央企國企和行業領軍機構合作，共建交通、能源、金融等多個垂直行業領域的數據專區。上海數交所率先打造“數商”生態，制定數商分類、準入、管理服務和激勵計劃，吸引數據合規咨詢、質量評估、資產評估、交付等各類服務商，打造合作共贏的數據交易服務生態。下一步，國家數據局也將研究出臺支持數據交易機構創新發展的政策，鼓勵多形式的數據流通交易中心、數據產品和服務孵化平臺等，采取更多元模式加強各類數據交易機構之間的跨區域、跨行業合作，提升數據流通交易服務整體水平，助力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和數據市場一體化進程。
最后一點認識，數據交易機構的發展，是一個需要多方共同參與建設、治理的過程。如前述，數據交易機構形式豐富，運營主體涵蓋政府部門、央企國企、行業領軍企業、平臺企業、數據專業服務機構等多個類型，孕育、發展、成長壯大的過程中需要數據基礎制度、監管制度和實施、數據供需雙方共同探索付出、數據底層技術進步等多方面要素支撐。因此，數據交易機構創新發展的過程，一定是需要多方共同建設、治理的過程。
各類數據交易機構之間的發展理念、合作模式、制度和技術支撐等也應該及時配套并同步迭代、更新、演進。經過孕育期的醞釀發展，各交易機構最終能夠吸引數商、供數方、需求方進入機構交易的砝碼，一定是專業的、優質的、能夠幫助供需雙方降本增效、提高決策精準度的優質服務，是行業內的口碑。各個地方、各種類型的交易機構之間，也應該開放合作、攜手共贏，加強合作，加強制度共建、互相切磋、相互借鑒，加強機構內供需雙方的流通合作，彼此間不是抱有“切蛋糕”的防備心，而是發揮數據要素本身具備的非消耗性、非排他性、融合性、規模性等正外部性特征，共同把數據交易市場這個蛋糕做得更大的開放心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相信，像江蘇這樣的經濟大省，有條件、有實力、有潛力，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扎實的數據產業基礎，發達的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根基，豐富的科教人力資源儲備，務實、誠信、創新的蘇商文化底蘊，優渥的體制機制和制度環境等獨特優勢，在推動數據交易機構發展過程中率先走出一條創新、開放、包容、特色的道路，為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貢獻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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